引言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为复辟帝制，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使旧道德、旧思想卷土重来，中国社会笼罩于黑暗之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有识之士积极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发起了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青年》），从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青年杂志》以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为宗旨，启发人们的民主觉悟，提倡思想革命，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青年杂志》创刊号及更名后的《新青年》
《青年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一份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两本杂志，均为16开本，彩印封面，尺寸皆为纵25.5厘米、横18.5厘米。它们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见证了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巨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当时的西方列强不断加紧对华侵略，封建军阀对内独裁破坏民主，对外出卖国家主权。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之时，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使旧道德、旧思想卷土重来，中国社会黑暗至极。在这种彷徨苦闷的氛围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逐渐兴起了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青年时代即赴日本留学，深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曾编辑《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等报刊，在日本与章士钊协办《甲寅》杂志。
1915年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同年9月15日创办了《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的“社告”中写道，“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将革除旧思想和封建陋习的重任寄予青年，期待青年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青年杂志》的内容新颖独特，竖起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与青年共同探讨各国学术、思潮，给沉闷的思想教育界吹来一股清风，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盲从和蒙昧中解放出来，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
由于陈独秀在日本时曾有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的经历，《青年杂志》的创办也受到《甲寅》杂志的影响。二者不仅在政治立场和发刊主旨上相似，而且在作者群和编辑思路等方面也有很多沿袭，而对于“通讯”栏目这种讨论形式的注重，二者更是如出一辙。《甲寅》于1915年10月出至第十期后即被袁世凯下令查封，许多人把《青年杂志》视为《甲寅》的延续与替代。
《青年杂志》最初为月刊，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六号为一卷，每号约100页。由于与当时其他刊物名字雷同，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应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赴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至北京。从1918年1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改版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同时，带动其他刊物形成提倡白话文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刊载了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又迁回上海，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重要贡献。1921年，《新青年》迁往广州出版。1922年7月1日，出版完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在广州改为季刊续出四期，成为中共中央的正式理论性刊物。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物，共出版五期。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至第三卷第六号，一直由陈独秀一人担任主撰稿；迁至北京后，改为成立新的编辑委员会，由多人轮流做编辑。在第六卷第一号中，这种编辑方法被公之于众，所列编辑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这种方法将一大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形成了新文化阵营，他们相继发表了大量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在文中他属望青年，强调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重要性，呼唤青年站在时代前列，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针对封建思想文化对国人的束缚，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世界、社会、青年、中国未来的看法，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
高一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曾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28篇作品，是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至三号上连载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是高一涵所作最脍炙人口的政论文之一。他以西方较为先进的民主政治理论为参照，对国人尤其是青年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呼吁他们自觉追求实现共和，向青年们宣传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创新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后，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整篇文章语言通俗，层次分明，先总述“八事”，然后再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论据分别对“八事”进行详细论述，为后来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标准，有利于其规范化。此外，胡适还发起文学革命，在诗歌、戏剧、小说等几个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在钱玄同的动员下，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轰动中国文坛的白话文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看似满纸疯话，但几乎所有语言都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促进民众思想的觉悟，其形式和思想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他在文章中热情歌颂和宣传十月革命，将布尔什维主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青年》从民主主义刊物向社会主义刊物的过渡。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青年杂志》，封面设计引进了西方美术和印刷的先进技术，采取横排现代版式，图文交融、方与圆相结合、色彩丰富。封面的上半部为一张长方形图片，绘有一群并肩而坐的青年学生，学生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纸笔，正在相互交流。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的思想界深受法兰西文明的影响，陈独秀本人也极为推崇法兰西式的民主，因此图中标有法文刊名“LA JEUNESSE”，意为“青年”。《青年杂志》一至六号中每号都有一位封面人物，分别为卡内基、屠格涅夫、王尔德、托尔斯泰、富兰克林、谭根，刊内有对应文章介绍这些著名人物的励志人生或代表作品。在第一卷第一号的创刊号封面上，印有青年偶像、**钢铁大王、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的肖像，呼应刊内的彭德尊从卡内基英文传记中节译并穿插个人评论的《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以正中间的人物肖像为中心，左侧为刊号；左上角为一个形似雄鸡的图标，雄鸡图标上方注发刊时间，鸡身贯穿字母“Y”，寓意为雄鸡破晓，唤醒青年；右侧用大红色的美术字体醒目地标有《青年杂志》竖排刊名；正下方为“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字样。整个封面运用红、黑、绿三种颜色，构图既显得庄重大方，又不失明朗活泼。
相比之下，《新青年》的封面设计变得较为简洁，减少了图片和色彩的运用，重点突出“新青年”三个大字。从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封面正中间最醒目部分，用盾牌形线条框起本期要目，更便于读者直观地了解刊物的内容。整个封面仅使用红、黑两种颜色，显得更加端庄稳重。从第七卷第一号开始，《新青年》的封面内容再次简化，只设计了一个“井”字黑框，正中竖排写有“新青年”三字，两侧是刊号和出版单位。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新青年》的封面又有所变化，中间设计成了一个地球形状的图案，上有两只紧握的手，图案上方写有“新青年”，下方是刊号和出版单位。之后出版的《新青年》除第八卷第二号以罗素照片为封面外，一直沿用地球形状的图案，只是更换色彩而已。
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创办初期的《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将主要精力放在青年的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方面，它如春雷初动一般，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群体意志，在传播新文化、启迪新思想方面贡献卓著，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宣传阵地。后期的《新青年》开始大量地介绍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刊物，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保证。
伴随《青年杂志》的出版而揭开序幕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既是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政治运动。它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的一次猛烈的扫荡，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五四运动后，它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在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指引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为新文化运动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自《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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