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史学史的看法,中国史学史对历史学科的意义

徐良高

本文的史学是指广义的历史学，既包括传统的文献史学，也包括近代兴起的考古学，两者各有特色，相辅相成，构成历史学的全貌。

对历史学学科意义的深入全面理解有助于我们认清其社会作用和存在价值，发现史学长盛不衰的原因，明确史学研究的目的与动力来源，进而推动史学的发展与史学成果的传播。

那么，历史学都有哪些价值与意义呢？关于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古今中外的论述非常多，只要是重视历史的人和社会，都有他们自己对史学价值和意义的或明或暗的认知。

中国历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所强调的就是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和作用。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理论层面而言，主要是借助正统的经学和史学建立起来的，并通过经学和史学得以维护。孔子编著《春秋》的目的是为了“使乱臣贼子惧”，强调历史著述的“正人心以维护社会秩序”的致用价值。《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时的大夫申叔时对史书等各种著述的社会作用作了如下评论：“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应是中国最早的从多个角度讨论史学功能的文献记载了。

唐代刘知几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所以，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

近代社会兴起的实证主义史观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历史学的价值与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再现人类的过去，重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以之指导人类的未来。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说：“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自古有之、长盛不衰的人类文化现象，历史学对我们人类来说，无疑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历史学的价值是多元的，在不同的人眼中，对历史学价值的关注点与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同样，历史学也会因人的目的与需要不同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能，例如专制王朝统治者可能更重视历史学的政治功能、教化功能；近代民族国家更重视历史学在建构共同历史记忆，培养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当代知识教育界更强调历史学对科学意识培养和认知体系建构方面的价值；还有许多人可能更愿意从历史著述中找到兴趣的满足与情感的寄托；等等。王学典总结各种有关历史学价值的说法，概括道：“从大方面来说，历史可以提供经验教训，作为国家社会现实活动的借鉴；可以促进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凝聚力，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可以作为道德教育的生动范本，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从小方面而言，历史对个人也有多重意义，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启迪智慧，如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以陶冶性情、变化气质、净化心灵，训练洞察力。”葛剑雄说：“我把历史研究的运用即具体目的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规律，第二是用于宣传教育，第三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包括背景、经验等。”

在西方学术界，对历史学的作用与意义也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历史学家以三种方式服务于活着的人：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与虔敬”以及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三种用途对应于三种历史：“纪念的”，详论过去的伟大；“怀古的”，把个体与比他本人更大的一种“我们”（一座城镇、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联系起来；“批判的”，判断过去，解释什么值得存留，什么不值得。每一个都有着它自己的用途，又都被滥用。纪念的历史，趋向于赞颂一个神话的过去；怀古的历史，趋向于保存一个琐碎的过去；批判的历史，趋向于以一种对批判的过度热心来毁灭过去。马克思主义史观主张历史为现实的政治服务，提出把历史的认识职能和社会职能统一起来，即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去吸取客观的“历史教训”，以便更好地理解今天及其前景，从而有利于改造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实践。

以上大约可以看出古今中外历史学界关于历史学作用与价值的基本观点。

下面，我们来具体梳理史学对人类的主要价值及其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满足我们的兴趣和好奇心

资中筠记述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

中国史学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传统，强调资治借鉴与道德教化的功能，政治工具化倾向明显。而在汤因比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这才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发现和解释的动力。

我们在此首先想肯定与强调的恰是历史学在满足我们的兴趣与好奇心方面的价值，我们认为，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好奇心，探索未知的世界是历史学第一位的价值。

人类与一般动物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的生存、繁衍需要之外，还有许多形而上的需要和追求，正如心理学家马洛斯所提出的人类五种层次的需要中，除了生存、繁衍的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满足好奇心、自我价值实现等的需要。**俄亥俄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15种基本欲望和价值观所控制的，好奇心就是这15种基本欲望和价值观之一。好奇心决定人类对知识的渴求是不可抗拒的，是人类不断发展、超越其他物种的原因之一。满足好奇心与自我价值实现等人类需求看似没有实际功利用途，实际上却不断促进人类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是人类超越于一切物种、独步地球的根本动力之所在。许多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是在兴趣、好奇心的推动下实现的，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最大的动力”。

古人与今人都对自己、同类甚至身边的一切怎么来的，充满了好奇。“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过去的人什么样？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如何相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我们’的？”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想有一个答案。古人更多地用神化传说、宗教信仰来提供答案。而今天的我们希望用科学来寻找答案，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由此而兴。虽然，古人与今人所使用的概念、解释体系不同，寻找答案的方法也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

许多考古探险活动，尤其是早期的考古活动主要就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求知欲。肯·达柯说：“从事考古学也许只是因为想了解物质、风景或环境在过去的形态。”“人们之所以研究过去的物质文化，可能是因为：相信知识是有价值的，寻找支持宗教、政治或其他（如美学）思想的证据，寻找‘起源’，或仅仅是为了娱乐。”

历史学、考古学使我们知道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人类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上各种现象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以及我们生存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宇宙的起源、本质、演变过程及其动力，各类自然现象，如山川、海洋等的起源、本质、演变过程及其原因，生命的起源、本质、演变过程及其动力，物种的起源、本质、演变过程及其动力，人类的起源、本质、演变过程及其动力，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如衣、食、住、行、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等的起源、本质、演变过程及其动力，等等，都是我们认知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也都是我们特别希望获得的知识。全世界的考古学家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他们试图了解过去人类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有何异同，以及他们和我们如何关联。

从历史探索和历史叙述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愉悦。俞伟超说，作为艺术范畴的考古学，其价值的主要方面，在于满足人们那种回忆自己被忘却的天真稚气的童年，奔放热情的青年以及庆功的辉煌、失败的悲壮、丰收的喜悦、祭祀的虔诚等等历史情景的天生愿望。由此而得到的当然不仅是心灵的安慰，还会有情感的熏陶，良知的培育，智慧的启迪，勇气的鼓励。历史学不仅为我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而且提供给我们艺术的享受、人生的感悟、智慧的启迪，这些都是“无用之用”的历史学的价值体现。

二、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塑造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所构成的认知体系对我们的影响无所不在，它们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我们以自己的认知去理解和认识历史，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认知，并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因为关于历史的认知是我们广义认知体系的一部分，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再通过我们的行为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莫尔内在《写作古代史》中说：过去需要研究，因为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会影响人们现在的行动，现在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历史学在不断解构过去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认同，并且通过塑造过去来改造现在，仍然可以说是就历史学科本身性质而非古代史特点的立论。尤瓦尔·赫拉利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是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历史学就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历史课堂上，在与人的各种交谈中，在每天看电视的休闲中，在各种文字作品的阅读中，在各种日常活动中，我们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各种历史知识，它们渐渐地形成了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进而影响我们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取向，引导我们的行为。比如，民族主义的国家历史叙述培养出国家的认同与忠诚，甚至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性别考古学呼应男女平等的社会运动；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影响着未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了过去。”所以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

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历史学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不断重构符合时代需要的历史记忆，塑造人们的观念，左右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历史学也许不能预测、指导未来，但可以影响未来。比如，“就西方而言，是进化论的提出，颠覆了千年以来教会所传播的神创起源理论。考古学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重大使命，正是对于具有叛逆色彩的进化理念的证明。从这个角度而言，考古学的诞生肩负了深刻的任务，并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它具有社会意义和宗教意义。顾颉刚先生疑古观念的提出，震荡了中国人渗入骨髓的史学观念，注重传统的中国人，蓦然之间回首发现传统是不可信的，这和‘上帝死了’给西方人带来的震荡一样，让中国人绝望。”

历史学对我们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影响还表现在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的褒贬来弘扬或贬斥某些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历史学帮助我们思考、发现人生的意义，提供行动的动力，进而影响到我们的选择和行为。

俞伟超说：“一切人文学科，如文学的目的，是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而考古学与文学、艺术的目的是相一致的。”余世存说：“我们现在怎么认知自己，认识世界，很大程度上，由接受了怎样的历史教育决定。”龙应台说：“你的记忆，决定了你的相信或不相信，决定了你忠诚于谁、反叛于谁，决定了你的爱和恨。”

2006年前后，中国历史教育界关于中国历史教科书到底应该怎样编写，是要给中国的下一代继续喂“狼奶”，还是不能再喂“狼奶”的争论，正是基于历史学的“规训”作用而关于通过怎样的历史叙述来培养何种国民的争论。双方虽然观点对立，但都非常重视历史教育在树立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方面的重要作用。“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征，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的场所’（sites of memory），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的记忆’（institutionalized memory）。而这种记忆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新一代公民的认同：我是谁？我与国家或民族（国族）是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如何想、如何做？如何看待与外国（族）的关系？”“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是通过强化、夸大甚至伪造受害经历，达到了培养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仇外情绪的目的。”“二战结束的时候，盟军整肃德、日法西斯主义，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过程中，就对其历史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干预。”“二战后，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监督下，日本新编的历史教科书遵循三个原则：没有任何宣传；没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传播神道教；增加对普通人在经济、发明、学术和艺术方面的成就的论述，只有在天皇有突出的贡献时，才可以提到天皇。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民主国家的革命教育与军国主义国家战争教育的区别。”

控制他人思想就包括控制他人的历史记忆。福柯说：作为游戏，历史无意义，可它隐含强制性规则，其目的是“制定一个方向，让人服从新的意志，投入另一种游戏”。“知识本身就是权力。由当权者向大众灌输的知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规训着人们的行为，无形中发挥着权力的作用，人们受其摆布而不自知。”郭于华说：“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与文化的源泉就被切断了，思想之流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统治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正是因为意识到历史记忆的重要价值，对历史记忆的垄断与操控成为权力系统极为重视的事情，各种权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控制对历史的解释权与叙述权，对历史现象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解读，建构符合自己需要的历史叙述版本。为何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重视正史编纂？这就是原因之一。历史叙述除了被权力用来神化自己，妖魔化对手，为自己行为辩护，也往往被作为一种影响人们思想进而左右人民行为的工具。《春秋》经传、二十四史等都是典型的这类性质的史书。这些历史故事深入人心，塑造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立场、情感、价值观和认知体系，从而对他们的判断、选择和行为产生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一代代旧王朝被推翻，而一个个新王朝又翻版重建，个人崇拜、皇帝专制制度一再重演、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现象。

正是基于对史学作用的这种认识，梁启超极力倡导新史学，希望通过新史学来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进而由新国民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他的新民论核心思想与写作目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的新史学。新史学以“科学”与“求真”为号召和诉求来改造旧史学，目的就是要重构符合新时代的历史新叙述。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以科学、民主、民族主义等理念解构了皇权专制时代的旧史学，重构了新时代的新历史，而这些新的历史解读与叙述反过来又促进民族国家、民主、科学观念与思维方式在社会的传播与巩固，重塑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与选择。尽管在这一新史学范式的确立过程中，旧史观与史学传统仍然随处可见。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和重构的民族国家史叙述也确实在培养中国国民的科学与民主意识、民族国家认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帮助中国社会实现了由皇权专制中心的天下王朝帝国观念向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平等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变。

三、确认自我存在感和人类行为的意义

古人真是充满智慧。在中国古代有孟婆汤的传说。当一个人死后要转入来世时，走过奈何桥后要喝下孟婆汤，忘记今生今世的所有东西，包括他自己是谁，才能转世投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忘记过去，才能重新做人。反过来说，回忆与历史记忆帮助我们确认：我是谁？从哪里来？与周围环境和其他人是什么关系？我们通过对过去的不断回忆与建构来确认自我，强化自我存在感和自我价值。一旦失去了记忆，我们就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即失去了自我存在感。失忆症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失忆症者因身份意识、记忆和对环境的正常整合功能遭到破坏，因而对生活造成了困扰。此外，失忆症还无法设想未来，因为当一个正常的人想象未来时，他会利用其过去的经验，构建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一个人在尝试想象将来一次聚会中出现的情景时，会利用过去的经验来帮助构建这次聚会中可能出现的情景。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不管你的寿命多长，构成你身体不同部分的细胞其实只有几周甚至几天的寿命。这是因为它们在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身体各部位的寿命大致如下：肝的寿命5个月，味蕾寿命10天，大脑的寿命和你的寿命相同，心脏寿命20年，肺的寿命2到3周，眼睛的寿命和你的寿命相同，皮肤寿命2到4周，骨骼寿命10年，肠的寿命2到3天，指甲的寿命6到10个月，红血球寿命4个月，头发的寿命3到6年。从人的身体看，我们可以把身体比作一间巨大的工厂，不断在生产新组件、新细胞，以取代那些损坏或陈旧的组件和细胞。无论醒着睡着，我们都在持续不断地更新皮肤、器官细胞和血液。因此，从生物学意义上讲，5岁的你和50岁的你完全是两个人，正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名言所说“没有人能先后穿过同一条河”，只有记忆才能串联起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使你没有割裂感。正是历史记忆创造了“过渡”，使你从5岁到10岁，到15岁，再到50岁，都感觉自己是同一个人。

历史记忆给我们一种真实的存在感，黑格尔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我们有历史。”“任何‘我’的认同主要来自本人和他人对‘我’自身的记忆，凡失忆者即难知‘我是谁’或‘谁是谁’。”“人类各族群的文化认同，也必须将该族群中许多个人的行动连接成一个历时性的整体，方得以凸显。正是历史记忆的维持，让我们确知‘我是谁’，以及‘谁是谁’。”每个人通过一个个过去片段的回忆，一件件珍藏的、或偶遇的旧物件回顾自己的历程，确认自己的一生，所以钱穆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们的真生命。”“尽管回忆能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却依然是让人成其为人的东西。若是没有回忆能力，我们就不能构建自我，而且也无法作为个人与他人进行沟通。回忆固然并非总真实，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汲取经验和建立关系，尤其是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历史记忆使我们成为一个过去与现在统一的具有完整人生的人。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也如此！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也是通过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来确定集体和民族的存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如果构成群体的多数个人的心中对于群体组织不再有存在感，对其价值不再有认同，群体组织也就难以为继了。

历史学成果告诉我们是谁，证明我们的存在，提供我们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在历史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感，体会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历史学是一门创造、解释我们人生意义的学科，通过对过去历史的叙述来证明我们的存在，彰显我们行为的价值。

四、培养群体认同、凝聚力和爱国心

人类是社会性的群体动物，人类的优势之一也在于其群体力量。但维系群体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为了整合人际关系，使社会分工、分层合理、合法，进而牢固维系社会群体，人类除了借助天然的人性外，还创造了一系列文化，如组织体系、规章制度、风俗习惯、行为规范、思想观念等来强化群体组织和群体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群体成员的激情和奉献精神，引导群体的行动方向。这种文化现象既有各种直接的社会组织制度，更有左右人们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的各种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人类的精力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除了满足自身的生存与繁衍的直接需要外，很大一部分被用在维系群体、动员成员的活动上，如宣传各种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构建、传播各种历史记忆，建造各种权力、**、信仰和历史叙述的物化象征，如精美而珍贵的礼器、宏伟的宗教或历史纪念建筑、神圣而神秘的祭祀仪式、宏大而庄重的庆典、会议，等等。影响人们社会记忆，进而塑造人们价值观念的历史叙述及其展示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一点讲，似乎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学恰恰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发挥着重要的现实功能。

历史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帮助我们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归属和意义，提醒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整合人际关系，将人们从感情与心理上联结在一起。历史记忆影响一个人“我是谁”的自我身份定位与情感认同，带来“我者”与“他者”的区分。记忆与集体的和个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社会记忆“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

历史记忆是加强群体情感、培养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共同的历史记忆就是国家历史，对于个人、家庭和特定群体来说，历史记忆就是曾经共同经历的某些事、共同相处过的某些人。历史回忆突出的是彼此之间曾经的密切关系，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倒是次要的。对于共同经历的讨论，参与者往往不是志在获得一个真相和正确的答案，反倒是不同的叙述版本及其争论更能激发大家的兴趣与热情，强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彼此认同心理。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说：“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记’（Dreamtime），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只要在对的情境之下，这些故事就能迅速改变。例如在1789年，法国人几乎是在一夕之间，相信的故事就从‘天赋君权’转成‘人民做主’。”

在中国历史上血缘家族组织广泛存在的时期，“家谱”“族谱”的编修是“合族”的重要手段，即通过确认共同祖先，建立彼此之间的血缘联系，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强化族群认同和凝聚力。“家庭记忆是一个起合成作用的功能整体，它恰恰是通过杜撰一份共同的回忆清单，来确保‘家庭’这个亲密无间的回忆集体的关联和认同的。”“我们应把家庭记忆理解为一种功能，它超越家庭成员的个人回忆和过去观念，确保大家一起杜撰出一种集体回忆和集体历史。”

由于共同历史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可以促进对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培养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增强群体凝聚力，激发国民爱国心，每个国家、每个团体都非常重视自己历史的撰述与教育。梁启超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乔伊斯·阿普尔比说：“个人的记忆在有形与无形的方面维系着个人的认同，借历史保存鲜活的国家记忆也同样赋予一个族群团体的认同，使交往联系变成团结精神，使政府的强制权威成为合法化。”**学者麦克尼尔说：19世纪的历史研究所起的最大作用之一是“为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奠定了基础。”“历史记忆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生命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民族主义者认为历史教育应该服务于培养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强化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德国历史学家耶尔恩·吕森说：“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葛兆光说每个国家都会为民族自尊和认同构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建构自己的历史记忆，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6年在其《独立的五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五年前，1991年12月，我们庄严地宣告哈萨克斯坦的国家独立，一些“必须立即解决的非同寻常的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记忆”。欲之大道，必先为史，是否重视民族的历史记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历史记忆和历史记忆的连续性，从来都是民族凝聚的力量。

共同历史的讲述既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民族认同的维系者和捍卫者。“不论对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人类社会而言，其连续性之所以得以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历史记忆。”“历史的一大价值和功能就是记录、整理和保存民族、国家或人类社会过往的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可以促进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认同。这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通过回忆光荣、辉煌的历史,来增强民族自豪感；二是通过重温痛苦、屈辱的历史场景,来激励民族自尊心；三是通过追思和赞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贬斥民族败类,来提升后人的精神品质。”近代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来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以满足近代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急需自己的历史记忆的社会需要。近现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为此而努力，诸多史学著作和研究课题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而展开。

作为历史学一部分的考古学在不同国家也被赋予培养国家认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作用。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民族历史的叙述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布鲁斯·崔格尔说：“考古发现成为争取民族自决权、评判和捍卫民族认同、提倡国家统一、抑制阶级冲突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类型的考古学在世界各地都深受欢迎。族群和国家都渴望更多地了解他们自身的史前史。这种知识在弘扬集体荣誉感、促进集体稳定上意义重大，同时也有助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于那些过去深受殖民主义历史学和考古学忽视或者贬低的民族来说尤其重要。”肯·达柯说：“考古学在政治上扮演着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同时考古学研究更多出于政治目的的领域是在发展中国家由本国考古学者开展的后殖民考古学研究。考古学在当代身份的形成和新国家的象征意义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津巴布韦和以色列的考古学）……人们冀望于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到共同的遗产，从而提升这个新国家的团结和自信。”“到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和全球民族解放所推崇的时尚。对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来说，考古学的作用可以用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一段话来表达：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现在我们能正视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脸并告诉他们，我们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我们深感自豪的民族身份。”

不同的历史叙述带来不同的现实效果，一种历史叙事可以强化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另一种历史叙事则很可能解构民族的历史依据，瓦解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是因为共同历史记忆对于维系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杀，也就失去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根基。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章太炎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必难。”（见章太炎：《太炎别录》）钱穆说：“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民族的灭亡往往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种灭绝，而是体现民族认同的历史记忆及相关象征符号在人们意识中的断裂与消亡。正如当今中美洲的玛雅人后裔，由于欧洲殖民者的文化破坏，他们对远古祖先的历史已经茫然，玛雅形象文字已经无人能够认识，由此造成了族群认同的断裂。同样，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古文明与当地后来的伊斯兰信仰文化在历史记忆、文字等方面形成了一种断裂，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就出现一种断裂之感。实际上，这种断裂主要还是在文化大传统上。而“中国文化是保持了延续性的唯一古文明”的观点也主要是来自于由文字、礼乐文化等大传统上一脉相承和近代构建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意识。

历史对我们的影响多种多样、无处不在。历史以各种形式，如回忆、历史故事、教科书、家谱、史学书籍、论文等叙述文本和节日、纪念日等仪式活动，影响人们，以达到强化群体认同感、增强凝聚力的目的。其中，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课程教育是官方进行国民历史认同培养的重要手段，所有国家政府都通过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来塑造未来国民应该具有的立场、思想和认同，正如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neider）所说，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它在塑造民族认同感中具有重要作用，影响一个国家对历史的理解。

五、提供人类行为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证明

心理学研究发现，当我们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会本能地找出证据，证明我们做了一件聪明而正确的决定。史学恰恰就提供了这种证据与理由。历史学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某些合理性的理由和道德的支持，个人或群体通过对历史的阐释来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正确性。历史既是过去的人和事，也是今天的工具，常常被作为政治宣传与动员的手段，行动的理由，行为的辩护词。

历史叙述提供行为、观念、制度合理性的理由，成为权力的背书。历史叙述常常不过是胜利者的辩护词、遮羞布和勋章，历史的叙述构成权力、地位与财富合法性的理由之一。福柯、布迪厄、德里达等当代社会理论家们都支持权力在本质上操纵记忆的观点。福柯在讨论他那无所不包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时，不止一次地提到记忆对权力的重要意义，指出掌控记忆对权力来说至关重要。吕森说：“历史研究的兴趣与功能的关系要服从于集体记忆的政治策略。它使历史学家置身于权利角逐中，使历史学成为所有政府形式合法化或非法化的必要手段。”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说：“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这正是历史值得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在以色列，搞犹太人历史研究的史学家不仅被视为史学匠人，而且还被当做社会指路人。以色列人认为，史学家该把做好下面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提供充分证据，从而表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犹太人历史所作的意识形态解释具有历史正确性。”赛义德说，由单线进化论演绎出的西方文化先进、其他文化落后、现代欧洲人比其他落后民族在文化与智力上都具有优势、土著的消亡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等观念，为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霸权独享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类学研究也表明，统治阶级权威的合法性部分来自于自己所构建的，并强加于被统治者的某种意识形态。而对历史作符合自己需要的解读与叙述，并确定为官方正史正是构建这种意识形态的手段之一。掌握话语权者通过构建符合自己需要的历史陈述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涂脂抹粉。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各种纪念碑、纪念活动，如宗庙、礼器和祭祀活动等等，其作用就是证明权利的合法性、强化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内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文献记载，许多历史传说就容易理解了。例如，夏商周三代重视祖先祭祀和历史记述，不过是为了在宗法社会中彰显王权和各级贵族权利的合法性，强化具有共同祖先的贵族集团内部**关系、认同感和凝聚力。后来的各种历史传说，如吴国王室为周太伯之后说，越王家族为大禹后代说，楚国与秦国王室是帝颛顼后代之说，商王子箕子奔于朝鲜说，楚国将军庄蹻王滇说，匈奴为禹之后说，魏晋南北朝时有些人提出的鲜卑慕容家族和拓跋氏都是黄帝子孙说，建立大辽的契丹贵族耶律氏也是炎帝之后说等等，无不是与寻求和中原文化的认同，为入主中原获得合法性和历史依据有关。

同样，中国古代尧舜禹的“禅让”故事首先是诸子各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所构建的历史故事，目的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后来，王莽、曹丕、司马昭等人利用这一“禅让”历史故事为自己改朝换代的行为作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为自己的夺权行为辩护，进而证明自己建立新王朝的合法性、正当性。

除了为权力、行为寻求合法性、合理性支持，历史学及其构建的历史记忆还为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提供历史理由。在古代，不同族群的起源神话不仅提供了自己族群来源的解释，而且对自己的生存权利、社会地位和山川土地等所有权提供了理由和合法性证明。当代的历史叙述往往也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在当代有关土地、物权的争端中，历史往往被拿来作为自己拥有合法所有权的依据。这也是民族国家史建构的价值之一。王明珂说：“（‘根基历史’述事）最终目的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我们（或他们）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为何我们（或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我们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与使用这些资源。以此查看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或民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不脱这些根基历史的述事模式。”

同样，对于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通过考古学家的阐释，建立其与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关联性，往往也成为某个国家或群体、社区共同历史的见证，进而成为这些个人或群体主张某些权力或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文化遗产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和民族主义的象征，通过与考古遗存和历史传说的联系来申述、证明自己的某种权力是考古学的现实功用之一。“从埃及、希腊到墨西哥、秘鲁，辉煌的历史都被从某种程度用来证明现在统治的合法性，强化国家伟大、民族认同的意识。”“以色列利用考古学作为强化其历史连续性及国家存在合法性的手段。”澳大利亚、**土著人群也常常利用考古发现主张自己的权利。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对考古发现的滥用，导致考古学与民族主义、保守的传统以及威权政府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

另一方面，历史虽然提供了民族国家合法性和领土要求的依据，但由于历史在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性和复杂性，也必然带来因对历史的各取所需而产生的无休止的争议。例如，20世纪70年代在希腊境内维尔吉纳发现的、据称属于马其顿王室的黄金盒子，盒盖上有类似太阳或星星的装饰。新生的马其顿共和国民族成分众多，宗教信仰也颇为不同。为了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国旗采用了维尔吉纳的古代马其顿王室徽章标志。但马其顿此举遭到希腊的强烈抵制，并迫使马其顿放弃该做法。因为希腊人担心，马其顿此举有可能引起自己境内的民族问题，剥夺希腊作为马其顿继承者的权利。为显示自己作为古代马其顿继承者的地位，1992年，希腊将北希腊的卡瓦拉机场改名为亚历山大大帝机场。

六、提供历史镜鉴

我们做决定时常常依赖自己的经验与教训，而经验与教训既来自个人经历，也学习自历史中的前人。从历史中获得借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们最常强调的历史学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有以史为鉴的传统。《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战国策·赵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唐太宗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宋代司马光说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要通过修史“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

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历史的镜鉴作用同样被强调，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历史是生活的教师”，英国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

考古学同样也可以给我们一种历史的镜鉴，张光直说：“文明兴起来了，文明空前地繁荣；文明绝灭了，而绝灭的原因往往正是暴君暴政而非疾病、洪水或干旱之类的灾害，看看在文明鼎盛时期比农舍费工百倍的要塞和城堡，那些取代千百万的平民墓葬位于舞台前列的随葬大量财富甚至仆从的王陵大墓吧。由于考古资料的这种戏剧性特征，考古学家更容易认识到人类历史的愚蠢之处，从更长远的角度理解了人类的优良传统。”

当然，这种历史的镜鉴能否真的起到史学家设想的那种作用，并不是人人皆有信心，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黑格尔说历史能给我们提供的唯一借鉴就是我们从历史不能得到任何借鉴。鲁滨逊认为，传统史学主张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纯粹是一种幻想。……其所依据的假设是：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的情况是始终一致不变的，因而它就能提供永久先例的价值。事实上，人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现代，是变化的如此迅速，以致人们如果要想利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问题，那是极其危险的。再说我们对于我们所假定的相同的过去情况很难得到十分可靠的材料，以供我们满足当前的需要。由此看来，所谓‘历史教导我们’这句廉价的夸张语句就是这种假定的类比，实际上它是经不起我们仔细研究的。”吕思勉也认为，以史为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史事之有记载，亦既数千年矣，岂尝有两事相同者。世之以为相同，皆察之不精，误以不同者为同耳，世事既实不相同，安可执古方以药今病。欧人东来后，中国交涉之所以败坏，正坐此耳。此真不远之鉴也。不宁惟是，世运愈进，则变迁愈速。一切事物，转瞬即非其故，执古方以药今病，在往昔犹可勉强敷衍者，今则不旋踵而败矣。故以史事为前车，实最危险之道也。”确实如此，“历史的借鉴”常常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而从历史中寻找的支持理由而已。

因此，在肯定历史经验的借鉴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历史经验的借鉴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只有在相似的时代、文化背景条件下，彼此遵循相似的社会游戏规则，具有相似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前人的经验才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经验未必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工商业社会，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经验未必适用于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当代民族国家社会，虽然彼此之间在文化上有一定的传承性。例如，有人指出：“无论对反腐败而言还是对廉洁文化建设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古老经验并无很大价值。这些经验连传统社会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又怎么可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呢？现代文明与封建主义集权制度的文明有根本性的断裂。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中国传统的制度文明是‘半文明’，实际上是野蛮。公平政治和廉洁文化与这种旧制度格格不入，它们只伴随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传统吏治制度具有的宗法专制特性以及它所造就的‘臣民’心态，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今日的反腐败提供实质性的借鉴。”更有学者指出：“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之一：权谋术。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也是最血淋淋的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并且享受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但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可能是最高的境界，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其次，前人的经验不能直接照搬套用。

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事件也不会重演，历史本身只有具体环境背景下的具体人与事，历史表象之间“似是而实非”。时代变了，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运行模式不同了，过去的经验不能照搬。

有学者以历史案例为证指出“照搬”历史经验之害，“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对同姓诸王防范压制，‘不度先王之典,不思屏藩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造成‘委权异族’而国亡。西晋以此为鉴,分封诸王而各有兵权，却出现‘八王之乱’。北宋以唐代藩镇割据为鉴戒，大削武官兵权，改变兵制，却导致军力软弱，屡屡丧权辱国。明朝建文帝以西汉‘七国之乱’为鉴戒，力行削藩，则导致‘靖难之役’而败亡。可见,‘以史为鉴’的尺度极难把握，在古代也并非绝对可以信赖。”这些历史经验的借鉴都是在皇权专制框架内的调整，或左或右，终不得其解，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

七、理解世界、体悟人生的一种方式

吕思勉说：“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人生，我们只有循着历史的脉络，从历史的纵深处才能看清它的本质，研究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体悟人生的一种方式。这也是“读史使人明智”。

所谓“以史为鉴”，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将前人的经验化为我们认知体系的一部分，从历史中我们最终学到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路，看待问题的深度与高度，以及在遇到相似情况时，作为一种制定策略的参考。“以史为鉴的‘史’,不应当再是具体的、随意抽出的史事,而应是深入研究历史得出的学术成果的综合和科学性的历史认识；也不能将‘鉴’理解为直观反映影像的镜子,而应当引申为对事物的观察能力、研判能力，避免将具体历史事例作跨时代的简单比附。”

在此，我们特别要强调，多元包容和质疑精神是“历史使人明智”的前提，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百家争鸣环境中，从多元化的历史解读与叙述的比较、辩论之中进行选择，学会多元视角看问题，培养出善于思考、勇于怀疑的科学精神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即陈寅恪所倡导之“自由的意志，独立的精神”，智慧之门才能开启。质疑与批判精神是学术之本，是人类社会打破僵化、停滞，保持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保证。

八、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工具

南宋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记下了这么一件趣事：镇江北固山甘露寺中有一块“狠石”，相传刘备与孙权曾围着这块石头商议如何对付曹操。但每每有游客围着石头抚摩感叹，大谈三国故事时，寺内僧人就会暗自发笑，因为这不过是僧人们随意放置的一块充数石头而已。

历史有时就如同这块“狠石”，本身的真假对史家和读者来说既难以确证，也并不重要，大家不过是借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与思想而已。歌以咏志，著述者借历史著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借古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是历史学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即所谓“以古喻今”者也，尤其是在思想禁锢甚严、文字狱频起的专制社会。即使到了当代，也如萨姆·温伯格所说：“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我们这个后现代时代，排除感情的史学工作简直是令人可疑的。”

历史著述成为著述者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手段与工具，不同史学著作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有的著作更明显，作者有意识而为之；有的著作不明显，作者更强调客观性而已。

九、作为一种资源的历史文化遗产

历史与历史文化遗产往往还被视作一种资源来开发、利用，以获取经济效益。科林·伦福儒说：“无论是旅游业还是拍卖行，文化遗产都意味着巨大商机。”这一点从全国各地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积极结合的行动中已一目了然，不用多说。

通过以上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可以满足公众的兴趣，也可以满足功利性的应用，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既是人类认知体系的一部分，又塑造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影响着我们的心理认同和行为选择，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历史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重现人类的过去，寻找历史规律，更在于与当代人类社会的互动并影响其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