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在汉口经商的“荣记商行”经理李斌甫回到老家河南镇平，这次省亲他带来了一辆“洋车”，“当时正处三夏大忙季节，在大田里和麦场里正干活的农民，不约而同的丢下干活家具疾走或飞奔路旁观看祖祖辈辈从未见过的稀奇物什。当他入村后，老相识有的抚摸骑车，有的争相问询：这叫个嗜？一天能跑多少路？从哪里买的……”。“这个洋玩意儿进村的消息不腔而走，不但本村男女老幼来看，邻村群众也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后来竟聚百人之众。”群众纷纷“夸奖洋车比马好。后来编成顺口溜：这洋马，真是好，不吃草，不喂料，不屙屎，不撒尿。
01
“风火轮”来了
Bicycle进入中国后，怎么翻译，叫什么中文名成了一个大问题。在当时的大众媒体中，比较多的是被称作“自行车”如1868年11月17日发表的《上海新报》记载：“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也有被叫做“自转车”，徐志摩曾在两篇游记中都有提到自己的英国生活中少不了“自转车”：“徒步是一个愉快，但骑自转车是一个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遍的技术；妇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还有“脚踏车”，“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朝朝驰骑斜阳里，颯颯声来静不畔。”（慈湖小隐：《续沪北竹枝词》）。除此之外，还有“自由车”、“踏板车”等，异曲同工。当然这些称呼大部分都出于文人之口，普通大众还是习惯于“洋”姓叫法，如：“洋车”、“洋马”、“洋驴”、“铁驴”、“铁马”、“铁骡”等。
除了上面的“官名”和“洋”名，还有一些既本土不土的叫法，如“风火轮”、“孔明车”。
04
满减、分期付款，让自行车更加普及
如果说自行车价格的高昂限定了自行车只能在一些特定人群中流行，那么自行车车行的营销手段让自行车开始普及。自行车不再限定于特殊群体，城市中的报贩邮差和普通职工都成为了自行车大军中的一员。
像邮政局、电报局等这样的自行车需求大户，每年都要购置大量车辆。而这些单位往往都是采取开标的方式进行。自行车行根据不同的行业特点，为其量身定制。例如，得力车行为了中标，为邮政局提供绿色自行车、电话公司为灰色自行车，而为一些工程公司增加一些小箱子或车筐。
20世纪初，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抵制美货、抵制德货、抵制日货等运动，民族主义情绪浓烈。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保护国内实业，提倡国货优先”的方针下，一些自行车零件制造厂在自己的自行车零件生产的基础上，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的自行车。1920年创建的上海大兴车行，聘请2名日籍技工，配以部分进口零件，组装成了红马、白马牌自行车，加之“国货”口号的广告营销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功。还有润大车行的“飞龙牌”、同昌车行的“飞人牌”，不仅畅销中国，还远销东南亚诸国。但是这些品牌的核心零件还都需要进口，关键技术和原料都依赖国外，所以也只能算是拼出来的“国货”。
“二八杠”自行车
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人对自行车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时尚和方便生活之上，随着战争的愈加残酷，城市被摧毁，机动车辆停运，自行车成为了速度最快最灵活的交通工具，同时在战场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关系到侦察、通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但是受制于进口，中国自行车工业最终也没有真正起来。就连1936年，日本退伍军官小岛和三郎在上海创办的“昌和制作所”，最终在日本投降时，焚毁了全部图纸、技术资料和档案，试图掐灭中国自行车产业的星星之火。然而他们可以销毁图纸和技术资料，但是作为缄默知识的承载者—工人和管理者将会为新中国自行车生产做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国民政府接管的昌和工厂，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并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飞鸽、凤凰、永久、二八杠，中国人从第一次见到自行车到拥有自主品牌的自行车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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