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首的秘书
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瘟疫之夜》（Veba Geceleri）中文版终于面世。作为一部长达40万字的作品，《瘟疫之夜》可能会吓退一些读者，但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历史意义，该书都是一部不会让人失望的作品。为这本书准备了40年之久的帕慕克不仅有着惊人的文学想象力，还足够慷慨和细心，似乎早就想好了要给予那些冲破瘟疫毒雾的人何种丰厚的回报。
历史与虚构
《瘟疫之夜》很容易让人想起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事实上，两部作品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是处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作品，精细的文字风格也很容易让人从1665年的伦敦轻而易举地穿越到三百多年后的虚构城市阿尔卡兹。不过，帕慕克当然知道题材相近的危险，所以相比《瘟疫年纪事》略显扁平、驳杂的文献性，帕慕克更多的是将《瘟疫之夜》置于复杂的历史背景——1901年内外交困、面临现代化抉择的奥斯曼帝国，因此也就比笛福涉及了更多维度，更能引发读者对世纪之交所有事物都面临更替的辩证思考，书中各处亦散布着与《雪》相近的政治恐惧、文明对撞，而这当然也让帕慕克进入到自己最得心应手的领域。
在这部新作里，帕慕克再度玩起了令人会心的叙述者把戏，狡猾的他拒绝成为这个故事的叙述者，而把书写的权利移交到一名虚构作者、历史学者米娜·明格尔丽手中。“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以小说形式书写的历史”，全书第一句看似废话的同义反复，实则不仅预告了《瘟疫之夜》与帕慕克之前作品的体裁有所区别，也向我们透露出这部作品里文学与历史、作者与虚构作者之间亲密的共谋关系。
在全书最后一个部分“多年以后”，读者发现该书从明格尔岛历史小说转变为带有浓重个人色彩的家族史研究，此时的我们必不会过分惊讶，因为这一切还都处在帕慕克-明格尔丽伏延千里的控制之中：早在百页之前，明格尔丽就轻描淡写地预告了自己与某位主角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而从那时起，这部作品就已经为这位虚构作者赋予了实在，也为她的叙说赋予了无可辩驳的合法性。
在长达600页的篇幅中，历史和文学的嬉戏始终没有停止，并且延伸到全书的方方面面，比如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但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整个明格尔岛却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岛上几乎所有重要角色也全靠凭空捏造，比如主角之一、穆拉德五世的女儿帕克泽公主，更不用提围绕她的丈夫努里、她的侍卫卡米尔、卡米尔的妻子泽伊内普等等，而她不在岛上的两个姐姐则都是真实人物。
从上述这些侧面都可以看出，帕慕克的野心不在于重述人尽皆知的历史，而在于如何在历史当中，恰适地插入些许文学的、想象的楔子——“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研究，而在于想象力”——这当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场从未发生却在人类历史上绝不少见的瘟疫。诚然，书中瘟疫很容易与时下依旧肆虐的奥密克戎形成某种对照关系，不过帕慕克在采访中表示这只是一个巧合，而且对他来说多少有点不幸：为了不与当下形成某种特定的对应关系，给人以廉价的抄袭感，帕慕克不得不在新冠流行之后重写了八成内容，四舍五入就是重写了一整本书。可见对他而言，这本书自有其特别的、高于现实的目标。
杀戮与同情
阅读《瘟疫之夜》最初的感受之一便是戏剧性十足。随着前半本书所有人物粉墨登场之后，帕慕克对近乎所有角色展开了一场近乎乔治·马丁式的“血腥屠戮”，从最先登岛的邦科夫斯基帕夏之死开始，作为读者的我们几乎很难预料到任何情节走向，各种看似位高权重的人物，甚至理应承担重要功能的角色，都可以在数夜之间命丧黄泉，接着掀起血雨腥风，所谓的“历史进程”被彻底改写。神秘强大的自然力量毫无任何征兆地入侵人类社会、颠覆既有的权力结构，使得偶然性几乎获得压倒性的力量。
当然，这种印象也只是以“几乎”终止。帕慕克并不是一个沉迷于置种种角色于死地的文学杀手，也并不想书写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别无他物的“冰与火之歌”。文学作品中的瘟疫往往成为一种背景，其本身极少被认真地分析、严肃地对待，比如托马斯·曼的名作《死于威尼斯》就是关注瘟疫之中对“美”的无因而狂热的追求，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则是通过瘟疫礼赞他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与他们不同，帕慕克把瘟疫当作政治社会事件，并从中析出一整套政治运作机制和历史发展逻辑，尤其是在20世纪初这样的特定节点，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传统的专制帝制面临崩溃，宗教矛盾日益激化、帝国主义各方环伺，瘟疫所能反映的问题也更加庞杂。
如该书开篇引用的《约婚夫妇》所说，“从没有一位当代作家去翻阅故纸堆，去寻找蛛丝马迹，去书写一部关于瘟疫真相的历史”，《瘟疫之夜》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对瘟疫流行过程当中众多要素所起到的作用的深入呈现。比如，书中用很大篇幅去书写明格尔岛当地最高政治领袖萨米帕夏的行事方式，记述他的种种决策过程，而每一个决策几乎都牵扯到他对奥斯曼帝国政治运作方式的理解，对周边大国在岛上企图的判断，对岛内政治、宗教势力的分析，对个体、人物心态的了解，甚至也包括萨米帕夏本人行政方法论上的好恶和取舍。萨米帕夏的决策不仅依赖他的秘密警察团队，更有他的情人在有意无意之间提供的坊间流言，形成了一套近乎现代舆情机制的系统。
震颤与狂舞
尽管这些系统看起来如此完善，其背后的奥斯曼帝国行政体制也已经发展到高度精细的水平，但萨米帕夏最终还是遭遇了单凭个人之力所无法妥善解决的巨大危机。直到这时我们意识到，帕慕克在书中不仅达成了一种惊人复杂、层次纷繁的叙事，也把故事推离一种简化的、人为的、线性发展的历史逻辑。
《瘟疫之夜》像攀附在历史的参天大树上的藤蔓，弯弯绕绕地回应着环地中海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从专制主义到民族主义革命，再到宗教势力的复辟，尔后走向军事/警察独裁，接着在帝国主义庇护之下寻求独立，最终在新千年之后走向民主。最终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虚构归根结底还是在宏观的历史和真实的世界当中展开的，隐晦巧妙地叩问着百年以来真实存在过的，甚至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思潮或形态：传统帝制多民族国家固然引人“乡愁”，但那恐怕只是对主体民族来说，对其余的民族来说大概只有恐怖和压迫；民族国家固然激动人心，但民族历史依旧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革命带来的往往也不是和平发展，而是更多的血腥杀戮。泛伊斯兰主义就是出路吗？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分化瓦解面前，“穆斯林团结”几乎不堪一击……
这是一种几乎不带褒贬地进行着所谓“虚构历史”的书写，既不想为任何一位明格尔岛的统治者张目，也无意将明格尔人描绘成一个英雄的民族；没有所谓的正反面角色/势力的划分，无论是苏丹、帕夏、开国元勋，还是帕克泽公主、泽伊内普等人都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喻的事情。很多具体行为、抉择有时很难称得上正义，免不了被读者臧否，帕慕克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萨米帕夏被送上绞刑架的时候，虚构作者明格尔丽除了表示“为了不给喜欢萨米帕夏的读者带来更多的失落”，也戏谑地加上了一个小括号：“尽管这样的人可能不多”。只不过在此之后，作者又怀着对这个角色的深切同情，以小说的手法，极其反常地用很长篇幅描绘了萨米帕夏对死亡的幻想和恐惧心态。
所有这些从宏观到微观、从内部到外部的构建，都诠释着《约婚夫妇》所谓的“蛛丝马迹”，彰显着帕慕克本人天花板级的虚构能力——随书附赠的阿尔卡兹城地图也从另一个侧面很好地说明了这点。《瘟疫之夜》很难不让人想起电影大师沃纳·赫尔佐格的一句至理名言，“事实不是真相，而真相往往只能够通过虚构抵达……”
破解与痴迷
将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层次呈现出来固然很难，难上加难的是如何让这些层次之间产生必要的关联性，让个体生死的偶然性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充分均匀地搅拌在一起，发展出水乳交融的诗性。在这方面，侦探类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明线是一届又一届政府如何以其自己相信的方式对抗瘟疫，那么暗线便是他（她）们如何破解一场惨烈的凶杀。当结尾明格尔丽揭示出帕克泽公主关于《基督山伯爵》的发现，关于国家、宫廷、政治、宗教才真正勾连在一起；当所有这些最终被包裹在哈米德二世的极其个人、私密、非现代的考量之中，所有东西方的政治对抗都被最基本的生存欲望所溶解，《瘟疫之夜》也从对历史的、虚构的痴迷，最终来到对人性的痴迷当中。
帕慕克的举重若轻往往只在一句话之间。“……每到这时，总督、卡米尔和努里都认为，获得快乐和安慰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幽暗光线下与心爱的人紧紧相拥。”抑或者是结尾那句，“成千上万的人从明格尔各地赶来参加了集会……国旗是村里的姑娘们绣的”。每当这些与现实高度拟合又微微错位的时刻出现，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好像都在这位土耳其作家的笔端震颤，继而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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