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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皇城宫门被打开时，1127年，攻入开封城的金兵惊讶地发现，开封皇城中竟然秘藏一通石碑，上面写着：
“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不加农田之赋。”
至此，这块从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就被勒石珍藏了150多年的石碑，终于得以曝光在世人眼前，尽管在乱世之中它似乎不值一文，靖康之变的战火及随后而来的系列动荡，使得它此后长期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甚至连是否存在都为人所质疑，但在以往，这块只有北宋历代皇帝才知晓的石碑，却无疑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根据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铭刻这通石碑后，一直下令将它锁置在开封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平时封闭甚严，并且下令新皇帝即位后，必须入内跪拜默诵这通石碑的誓词，而皇帝在跪拜时，只能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陪同在旁，因此，这通石碑究竟写着什么，一直无人知晓。而秘密，一直到1127年女真人攻破开封城时才被打破，在金人掳掠过后，进入皇城围观的人们才发现，这原来就是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
尽管后周柴荣真正的嫡系子孙是否存活历史上一直有质疑，但宋朝皇帝优待读书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宋真宗就很欣赏自己的伯父、宋太祖赵匡胤，为此，宋真宗还亲自写下了一首劝学诗《励学篇》：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就是后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典故由来，创始人是为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968－1022年，在位时间为997-1022年）。
作为一位书生皇帝，宋真宗的上位纯属偶然。
话说宋太宗赵光义共有九子，他在“斧声烛影”称帝之后，随即开始逐渐铲除大哥、宋太祖赵匡胤遗留的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随后又以造反的罪名贬黜自己的弟弟赵廷美，在系列的宫廷血案之下，宋太宗赵光义的长子赵元佐受到强烈刺激，竟然精神失常纵火焚烧东宫，从此被废为庶人；赵光义的长子赵元佐发疯后，他的二儿子赵元僖又在太子位上无疾暴毙。在这种轮番的意外之下，在赵光义的子嗣中排行第三的赵恒因此得登大位。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病危，当时，李皇后与曾经在“斧声烛影”中协助赵光义发动政变夺位的宦官王继恩，试图谋立已经发疯的赵元佐为帝控制朝政，幸亏宰相吕端力挫政变，才保得赵恒顺利登位。
宋真宗即位这一年，北宋已经先后平定了五代十国以来割据分裂的后蜀、南唐、吴越等国，但在北上争夺燕云十六州的过程中，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北伐失败，甚至被辽军射中两箭狼狈逃窜，以致多年后最终因为箭疮反复迸裂而死。武功平凡的宋太宗在986年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失败后，丧失了进取之心，此后，北宋在对辽的战争中转入长期守势，而长期长在深宫之中的宋真宗赵恒，更加丧失了伯父宋太祖赵匡胤，以及父亲宋太宗赵光义的进取心，倾向于做一位守成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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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读书人的荣光史无前例。
为了彻底遏制、铲除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蔓延至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和军人称霸格局，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斧声烛影”的满朝质疑中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就更加注意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心，这使得从宋太宗朝开始，每期科举进士录取人数从唐朝时的十来人，激增至宋太宗时期的数百人，随着科举录取面的扩大，以及科举出身的进士们纷纷位居高官要位，这就极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发展和考试教育。
汉唐时期，中华帝国崇尚军功，因此武治强盛，以致汉代有班超“投笔从戎”，而唐代许多宰相则是以名将军功而得以“出将入相”，但是历史进入宋代以后，通过“崇文”以“抑武”的宋代，宰相几乎全为读书人，而武将军人则地位愈发低下，“见（文人）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因此从宋太宗时代开始，每次状元公布后，“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状元）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讙动都邑。”
这种状况到了宋真宗时期更加明显，以致当时的洛阳人尹洙曾经说：
“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莫不可及也。”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断的“崇文抑武”，在当时人的眼里，武将军人地位已经从晚唐、五代十国的高高在上，剧降至即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状元的文人受人仰慕关注了。
对此，宋真宗习以为然，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就是北宋时人汪洙甚至写诗道：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诡异的“天书”政治
在宋真宗带头故作玄虚的鼓舞下，于是，北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但对于宋真宗这种低下的伎俩，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里，宋真宗怕王旦反对自己瞎胡闹，于是在某日召来王旦到宫中饮酒，又赐酒一瓶说，“你带回去和妻儿子女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发现瓶中装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对宋真宗这种姿态低下、几乎是恳求臣子不要阻挠他的“天书”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后只能默不作声，“自是不复持异。”
于是，王旦在无奈下，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奏请赵恒封禅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戏”预热下，景德五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最终启程前往泰山封禅，而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来，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禅泰山这一出大戏，他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的是，宋真宗却上瘾了，而阿谀奉承之徒则不断地向宋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
就在封禅泰山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大礼，这也与封禅泰山一起并称“东封西祀”；再七年后，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宫祭祀太上老君。
而从1008年的这场造神运动开始，此后一直到1022年宋真宗去世，赵恒一直痴迷于这种“竞献祥瑞”的“天书政治”之中难以自拔，为了让各种祭祀和封禅顺利进行，宋真宗则大规模向臣下赏赐，其中仅仅封禅泰山，前后就共耗费八百多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达九百多万贯；而为了营造玉清昭应宫，仅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在这种大规模的造神运动折腾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于是，在“天书”政治中找到折腾快感的宋真宗赵恒，开始在最初的谎言中自我沉醉，在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来，当皇帝太苦，如他伯父宋太祖赵匡胤和父亲宋太宗赵光义一般开疆拓土、打打杀杀、阴谋诡计的日子，对他这位一位始终长在深宫、读着儒家典籍长大的皇子来说，他已经厌倦了履行帝王的职责，而这种沉迷于“天书”政治的胡闹折腾，反而给了他一种太平盛世的自我快感，在后来，宋真宗甚至寄望于道家长生不老的养生仙术，希望能得到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幻生活。
宰相王旦则始终闷闷不乐，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准一般强硬，而在寇准因为刚硬强直被贬黜流放后，王旦更加收敛了自己的心声，只是每每接到要为宋真宗的新祭祀仪式奔走的旨意后，史书记载王旦经常“悒悒不乐”，越到后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说的，如果不让皇帝知道四方艰难，“那么皇帝就会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义所在。
而宋真宗尽管热衷造神运动，但对于内政也仍然保持着一丝清醒，并始终让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牵制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宋真宗尽管在后期行事荒诞，但北宋仍然得以稳定发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国财收达到了15085万贯，岁入甚至比盛唐时期还要高出七倍以上，尽管国库因为多年的造神运动损耗巨大，但活跃的经济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当年（1021年）北宋全国的户口，也达到了867万户，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万户。
到了1022年，常年痴迷于造神运动的宋真宗最终去世，享年55岁，他死后，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刘娥以宋仁宗的名义，下令将“天书”封进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这场在北宋历史上耗时达14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终于落下帷幕，对此，《宋史·真宗纪》评价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明代的李贽则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对于君王来说，瞎折腾和自我沉醉，或许也是一种深层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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